CFO网讯：中国制造业议价能力有限，这个领域内，上自老板，下至民工，他们的生意和生活受到通胀的严重影响。

　　33岁的赵建国是甘肃人，2006年底他听说南方工厂的工资高，2007年春节刚过，就和老婆到了深圳沙井打工。  

　　南下几千公里的路程，行李只有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一瓶酸水。酸水是赵建国老家的特产，用带来的那瓶酸水做底料，加上青菜和水，煮熟后密封在桶里发酵几天，就成了一桶酸菜水。

　　吃饭时，赵建国就在面食里加上一碗酸菜水，便当是菜了。酸菜水快吃完的时候，再加菜加水煮熟发酵。如此反复。

　　无论赵建国如何节省，夫妻俩每个月的伙食费至少也得500块，毕竟一星期总得吃一次猪肉吧。他抱怨当地的物价高得离谱：“春节时，豌豆角卖到了9块，土豆最便宜也是3块，比老家贵多了。”

　　赵建国并不知道，他南下深圳的这一年，是中国CPI增速最快的一年，即使是他的家乡甘肃天水农村，蔬菜的价格也是创历史新高。

　　赵建国也不知道他正被“通胀”剥削，当然他也搞不明白“通胀”是个啥玩意。平时，他不看报纸，也不看电视，屋子里惟一能了解外界的工具——收录机还是坏的，好在还可以放磁带，这是赵建国惟一的娱乐。

　　去年为了节省开支，赵建国不得不戒了酒，而抽烟，便成了他仅存的嗜好，也是他除了吃饭和住房之外最大的消费。厂里禁烟，一放工，赵建国就躺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猛抽。

　　但是最近几天，赵建国连这惟一的嗜好也要“提心吊胆”了。一个星期前，房东向他吹了涨价风，“隔壁几家的房租都从300块涨到350或400块了。”老婆下了最后通牒：如果涨房租，赵建国就得戒烟。

　　来深圳之前，赵建国已经辗转过西安、拉萨等许多西部城市。在深圳，他拿到了人生中最高的工资，但也支付着这辈子最贵的开销。

　　小两口摸着口袋盘算着过日子，家里的每一笔支出都要精打细算。屋子里的年画上画满了数字，这成了赵建国的家庭账本。

　　他们在2007年12月的收入是：赵建国1178元，赵建国老婆1248元。支出：房租加水电360块，吃饭500块，抽烟150块，日常消费200块。结余1196元。

　　“一个人的工资作为日常开销，剩下另外一个人的工资寄回老家。”在甘肃老家，赵建国将全部的积蓄用于负担四个老人和两个小孩的生活，好在他和老婆都不是独生子女，父母的生活由兄弟姐妹们共同分担。

　　南下深圳后，赵建国老婆最贵的一条裤子要40块。屋子里没有衣柜，夫妻俩的全部衣服也没装满一个塑料袋——这一年里改善生活的全部成果都装在这个袋子里了。来深圳打工一年多时间里，夫妻俩甚至从未踏出过沙井镇。

　　赵建国夫妇所服务的深圳亚力盛连接器有限公司是一家有3500多员工的企业。为了减少工人的日常开销，这家工厂有自己的食堂，董卓荣是承包这家食堂的小老板。

　　食堂是完全自给自足，厂里规定每天6块5的伙食标准：早餐1块，中午和晚上各2块7毛5。这6块5里还包括食堂15个工人的共计1.65万元的月工资和董卓荣每月三四千元的利润——这是董卓荣承包以来最微利的一年。

　　这还是去年8月调整过的伙食标准，以前是每天5块5毛。尽管仍然是承包合同里的“一荤两素”，但董卓荣坦言“伙食标准调整仅几个月后，饭菜质量就又大大缩水了”。

　　“除了盐，所有东西都涨价了。”董卓荣和柴米油盐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也没见过2007年的物价如此“突飞猛进”。大米的价格（一袋100斤）几乎是一个星期涨两块，达到了150块/袋的高价；菜油的价格从去年8月份的每斤3块8涨到了三天前的7块6，正好翻了一倍；面粉的价格4个月内上涨了近50%，早餐的面包也相应缩水了一半。

　　现在，董卓荣每天要应付不少有意见的工人，董卓荣对于伙食差的现状毫不掩饰，“希望职工到厂里反映”。

　　赵建国的工资在2007年已经涨过两次：一次是底薪，从700块涨到了750块；一次是加班费，从每小时5块涨到了6块4毛6。两项合计，2007年的工资上涨了15%左右，但赵建国并不觉得手头宽裕，工资上涨终究跑不过物价上涨。

　　和要求增加休假的城里人不同，赵建国更希望加班，因为加班才能多挣钱。但春节以后，工厂进入了淡季，加班少了，“现在一个月一千二左右，旺季可以拿到一千四五。”

　　赵建国的老板亚力盛公司董事长李少锋考虑的不是加班，而是如何将工厂转移。这个在沙井发展了13年的生意人，如今却不得不考虑离开沙井。

　　从7个人的小作坊起家，李少锋历经磨难，但他认为2007年才是“最艰难的一年”。“营业额翻了一番，但利润率却不到2006年的1/3。”

　　2006年，亚力盛有员工1800人，当年的销售额2亿元，净利润率18%；2007年，员工人数翻了近一番达3500人，销售额4亿多元，但利润率仅为5%。

　　即使这份勉强及格的成绩单，李少锋也算欣慰了，“得来不易啊”。

　　持续着2004年以来的高涨势头，2007年，铜、锡、胶料等原材料的价格屡创新高，致使产品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30％－40％；工人工资上涨使成本增加了10％；人民币升值又损失了6%。

　　在李少锋看来，制造业已经进入了“微利时代”。企业提高利润的方法不外乎两个：一是将企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，二是改进技术、加强管理。然而，这两样对于当地制造业来说，无疑都需要经历一段阵痛期。

　　每天下午，亚力盛的厂门口总有大批的外来工等着面试，和许多招不到工人的工厂相比，李少锋显得轻松很多。就像一年前赵建国等着进厂时听说的一样，这家工厂的工资在当地还算有竞争力。“之所以有这个竞争力，是因为加强了管理，企业还有能力给工人增加点工资。”

　　然而，对于当地的许多工厂来说，招工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难题。亚力盛所在的沙井第二工业区B区，这个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颇具规模的制造工业区已显颓势，不少厂房已经人去楼空，或转移，或倒闭。在沙井颇具名气的“隆腾科技计算机厂”，已于2007年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便宜的越南。

　　或许这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面临的难题。根据东莞台商协会的统计，2007年，仅东莞厚街镇的台资鞋厂就少了500家。

　　李少锋已经决定将工厂转移到梅州，沙井的厂区保留作为研发和物流中心。

　　批发商们幸福的通胀生活

　　批发商可能是本轮经济通胀中惟一得利的群体，他们不仅能轻松地向下游传导涨价的压力，而且还能利用信息不对称，获得更丰厚的回报

　　2007年底，粮油批发商王宝坤生了个儿子，朋友半开玩笑说，“地地道道的‘喜得贵子’啊！一出世，什么东西都是贵的！”他笑呵呵地答，“不贵不贵！”

　　王宝坤是个幸运儿，他利用去年物价飙升，成功地使年收入翻了个跟头。

　　他的店铺位于广西南宁，平时经营着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品的二级批发。他的“上级”，是各种产品的生产厂家，“下级”则是南宁之下的县乡镇批零商。

　　2007年除夕前5天，王宝坤发现春节热销品腐乳与红薯粉突然断销，打爆供应商电话的同时，自己的手机也被客户打爆。上网一搜索，他才发现，这两样产品与挤在广州火车站等待回家的人一样，都被大雪堵在路上了。再一搜索，他还发现，全球大豆与玉米价格已是一路飞涨。

　　这个做了15年食品批发买卖的小商人迅速作出判断，大豆和玉米的终端产品——腐乳、酱油与植物油的身价将大涨。此时，他和许多中间批发商开始为同一个目标奔波——囤货，准备低买高卖。王宝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物价上涨对于他们批发商而言，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，像炒股一样，就看你善不善于打时间差和价格差。

　　王宝坤的囤货战首战告捷。他叮嘱工人每次送货时，顺便到腐乳厂门口转转，自己也“厚着脸皮”给腐乳厂的业务代表每天打两个电话。几天后，他终于在厂门口截到一辆货车，没等对方把腐乳搬进厂房，“像打劫一样”，直接拉回自己的店铺。此次“打劫”，以50元一箱的原价购进，再以65元一箱的调后价卖出，虽然僧多粥少，只“劫”到10箱，仍净赚150元。

　　“打劫”只是王宝坤的“突击战术”，赚钱还得靠打“常规战役”——打时间差和价格差。2007年的通货膨胀，被主流观点定性为“结构性通胀”，在王宝坤看来，他经营的粮油副食品则是“春笋式通胀”——每天长高一节。

　　每天，都会有生产商的业务代表来到王宝坤所在的批发一条街，挨家通知，明天某产品要提价2-5元钱。食用油厂的业务员是当中跑得最勤的，同样勤劳的自然是油价，半个月内，5升装的花生调和油从原来的48元“春笋式通胀”到70元。“一天一个价，像股市一样，不同的是，它只牛不熊！”王宝坤说。

　　每次接到生产商的最新报价，王宝坤立即在调价前进货，待调价后再抛出。他告诉记者，他打的只是“常规战”，一些中间批发商还玩起了“信息战”。一次，一个客户询问花生油的价格，王宝坤报出批发价后发现多报了5元，正想更改，可对方立马拍板，定购20箱。他后来得知，那名客户在其他批发店铺问到的价格，比他的报价还高。“在这场涨价中，信息实际是不对称的，客户只知道食品价格全线上涨，可并不清楚具体的上涨幅度，加上农村的春节食品消费，是绝对刚性的，客户往往也就不加计较。”

　　王宝坤称自己不玩“信息战”，“玩过头了，会失去老客户的信任。”况且，“常规战”已经让他的年收入从2006年的7万元上升到16万元，成功跑过了CPI的涨幅。如今，他抱着宝贝儿子上街时，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是，“想要什么？爸爸给你买最好的！”

　　现在，每天上门报告涨价信息的厂商比前来批发的客户还多，但市场的需求却迅速减少，王宝坤的店铺和整个批发一条街陷入一片沉寂。王宝坤开始担心，粮油副食品价格照这样一直“牛”下去，迟早会有价无市，迟早会影响到自己的收入。他现在反倒希望，批发价早点降下来，“农民买得起，我们才有钱赚”。

　　（文中王宝坤为化名）

　　最该警惕的是滞胀

　　如果借宏观调控之名继续扩张看得见的手，却又不能对政府行为和国有投资进行有效约束，则毫无疑问会增大低增长高通胀概率，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想象的恶果

　　2008或是高增长拐点

　　目前看来，中央政府最为担心的是两高，即高增长、高通胀。所以把2008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了普遍认为明显偏低的8%的水平上，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也希望控制在4.8%以下。

　　2007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为11.4%，现在一下调低了3.4个百分点，并不意味着政府就真的认为只能达到8%，而是为了防止经济由过快转向过热，表明一下中央政府的态度而已，这点有关政府官员也不讳言。

　　而物价指数的4.8%，也不意味着政府就是以为这是今年的“天花板”，而是要显示控制物价的决心：今年物价上涨不能超过去年！

　　目前以及可以预见的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中国经济政策，都将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出来。

　　假如我们认为“双高”是中国经济目前和今后的主要问题，那么宏观调控的措施或许没有太大问题。但是，有没有另外的可能？即在今后的某个时间，出现低增长、高通胀？笔者认为，这种可能性是有的，并且从目前情况分析，可能性还比较大。

　　先看经济增长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经济经历了三个高速增长时期：1981年到1988年，基本是两位数左右的增长；1989年、1990年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下降到4%左右，陷入低迷；1991年后，受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推动，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，经济又进入10%以上增长的高速通道；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，我国经济再度跌落，回到8%左右；2001年后开始新的增长周期，增长速度连年提高，直到2007年达到了11.4%，为1995年后的最高值。

　　那么，2008年以及此后能够保持持续高速吗？

　　从前几个经济增长周期来看，1980年代的高速增长维持了7年，1991年后的经济增长也维持了7年。之后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内忧外患使中国经济一下陷入低迷。

　　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，1998年为了达到8%的增长目标，政府动用了多少非常规手段！追加发行国债增加投资不说，还要求9月份才定的项目当年就必须完成投资总额的一半，以至于有些基础设施项目在冰天雪地中进行土方施工。而对外出口，居然要求先报关再出口，报关时间截止到12月31日24点。

　　但即使如此，那些大小领导依然没有按照立下的“军令状”完成任务，当年增长只有7.8%。本轮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6年，还能高速多少年？

　　目前来看，各机构普遍预测2008年中国GDP走低，从9%到11%不等。但多半机构和专家都预测我国的物价上涨将加速或保持较高水平，高通胀的警钟已经敲响。

　　低增长高通胀危机

　　笔者担心的是，一旦低增长、高通胀并存，中国经济将遇到前所未有的极大危机！高增长低通胀当然好，如2006年以前；高增长高通胀能对付，如1993年以后；甚至低增长低通胀也还可以忍受，如1989年、1990年。但假如遇到低增长高通胀，或称滞胀，则会引发一系列经济乃至社会问题。根据目前我国情况，经济增长在7%上下，物价上涨在5%左右，就可认为是低增长高通胀，很多问题就将难以应付。而2008年下半年以后，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还很大。

　　笔者认为，我国经济，最可怕的是滞胀，最该警惕的是滞胀！为此计，有关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手段都应进行修正。也就是说，宏观调控目标，不应以单纯压低经济增长率即防止过热为主要目的，同时也要注意防止过冷。

　　因此从手段上来说，就应更多地选择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。假如还像1993年后那轮宏观调控那样主要用行政手段控制信贷、投资，则可能重蹈以往管住了投资却也扭曲了市场因而憋死了经济的覆辙。考虑到国有投资和市场化投资的不同特点和效益水平，以及我国的发展方向，必须严加控制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，而放松市场化投资管制，这样一方面可以防止低效益甚至没有效益的过热，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市场的活力，不至于随后陷入过冷，同时还借机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化改革，可谓一举多得。

　　而控制物价上涨水平，也不应一味利用行政手段压制物价，因为目前的物价上涨，也有相当成本推动因素，单靠压是压不住的，而行政手段失灵后就可能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，因而必须有堵有疏。一方面顺应市场，逐步释放上涨压力，不能把方便面之类商品都由中央政府实行价格管制；另一方面要加快垄断部门的改革、开放，引入竞争，从而降低重要基础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，以降低总体的物价水平。如此一来，方可能建立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，为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。

　　同时应该强调的是，严控政府和国有投资，在防止非理性过热和降低物价上涨压力方面都有重要意义。虽然从统计上看来，国有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1995年前后的50%以上降到了现在的三分之一左右，但实际上股份制经济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国有控股，因而国有投资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仍占主导地位。而民营投资虽增长很快，但受到极大局限，包括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，短时期内难撑大局。外商投资则由于多方面原因难有大的突破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由1994年的17%下降到了2007年的不到5%。这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既会推动非理性过热，也会加重通胀压力，同时还是导致可能的滞胀的最大隐患。

　　眼前看来，或许滞胀的可能性并不大，但如假宏观调控之名继续扩张看得见的手，却又不能对政府行为和国有投资进行有效约束，则毫无疑问会增大滞胀的概率，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难以想象的恶果。